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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里的中国》:1992年 学以报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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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2年,改革开放的第十四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就发生在这一年。

  开栏语: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12月5日起,新华网吉林频道与中国长春电影节官方网站联合刊发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银幕里的中国——40周年,电影中的改革开放故事》一书中的文章,从电影的角度回望历史,从历史的角度重述电影,在艺术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重温银幕经典,展示生活变迁,致敬伟大时代。

  1992年,改革开放的第十四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就发生在这一年。

  随着我国与多个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代表团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了全面突破,《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第六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我国第一个电影节——长春电影节诞生。中国,与世界越来越近,亦发现有所差距。

  是年,蒋筑英逝世十周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出品的电影《蒋筑英》在全国上映。谁是蒋筑英,在当时的中国,路人皆知。1938年,蒋筑英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从小立志报国。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机会,毅然北上长春,投奔中国光学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投身光学事业。

  长春光机所是新中国光学的诞生地,是新中国光学人才的最初摇篮。在那里,蒋筑英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那时,蒋筑英只有26岁。

  影片《蒋筑英》剧照 长影集团

  毋庸置疑,成绩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正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和奋斗,使蒋筑英不断走在中国光学研究的最前沿。然而,长时间的忘我工作使他疾病缠身,1982年6月,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忍着病痛替一位同事出差,6月14日,因腹痛难忍被送医,诊断为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急性肺水肿并发症,最终献出了年仅43岁的宝贵生命。

  电影《蒋筑英》就是从蒋筑英1982年6月12日去成都出差开始讲述的。临行前,妻子路长琴为他理发,女儿和他约定要他赶在她13岁生日之前回来,儿子要他买一支自动铅笔作礼物。然而他们不知道,蒋筑英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蒋筑英》叙事的特殊性在于,以妻子路长琴的视角回忆了蒋筑英平凡又光辉的一生。上映之后,影片广受好评,几乎获得了当时所有可以获得的电影大奖,也赢得了人民的口碑。

  更为重要的潜在意义在于,无论是1982年的蒋筑英,还是1992年的《蒋筑英》,历史和艺术言说的都是一位知识分子学以报国的勇气和毅力。以蒋筑英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以后,都有着“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潜在心理动因。所以,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空前活跃,从某种意义上说,《蒋筑英》是对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致敬之作。学者许纪霖回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国家的兴亡。报效祖国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所以,人们开始回忆,开始寻根,从《人到中年》到《陈奂生上城》,从《人啊,人》到《绿化树》,思考着昨天,憧憬着未来。1986年上映的《芙蓉镇》是回忆的高潮,谢晋用影像的方式还原着古华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反映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成为时代的象征。

  1992年的知识界,关于知识,关于知识分子,并不局限于一部《蒋筑英》。彪炳史册的南方谈话精神中,专门提到了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本身就给知识界打了一针强心剂;多部电影在西方电影节获奖,加速了中国电影向海外传播,让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在日本仙台,鲁迅雕像揭幕,这位20世纪的文化巨人在去世若干年之后依然代表着民族魂的崇高角色。引领和号召知识分子学以报国的时代背景是,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开始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而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货币和自身价值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商品经济初期的条件下,人们发现,赚钱的途径丰富而多样。钱,开始成为衡量某种价值的指标。

  影片《蒋筑英》剧照 长影集团

  于是,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向了商海,毕竟,潜心科学可能耗费终生心血而无法成为行业翘楚,甚至只能为奋斗一生的学科未来发展奠定基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正轨的历史条件下,赚钱虽并不容易,但是只要肯去赚,就会有收获。《蒋筑英》,对知识分子发出学以报国的号召,因此恰逢其时。

  1992年,因为写作《平凡的世界》而严重透支体力的陕西作家王卫国去世。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俩的人生早已各见起色,却停留在80年代,留待诸多现实人物精彩演绎时代洪流。同年,另外两位陕西作家陈忠实和贾平凹正在创作他们最重要的作品——《白鹿原》和《废都》。

  同样是在1992年,长春地质大学副教授黄大年得到了全国仅有的 30个公派出国名额中的一个,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中科院北京天文台来了一位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仁东。11月份,华罗庚数学奖设立,首届获奖者为陈景润和陆启铿。前者为《数学学报》主编,对世界数学学科所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后者是我国数学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陆启铿曾于1980—1983年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受华罗庚所长委托主持数学所的工作,邀请了一批国外著名华裔学者如伍鸿熙、郑绍远、丘成桐、肖荫堂,及欧美的著名数学家到数学所讲学,同时组织各地高等学校数学师生来所听课,介绍推荐一批有志中青年数学工作者出国留学、交流,此举消除了我国长期在学术上与外界隔绝而产生的脱节现象,使很多年轻数学家知识眼界拓宽,继而做出优秀成绩。

  2009年,作为第一位到东北的“千人计划”专家,在海外工作长达17年之久的黄大年从海外回到母校吉林大学,毅然决然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他和他的团队不舍昼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使相关领域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如蒋筑英一样,黄大年英年早逝。中国知识分子热血报国,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是他们的使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虽然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他们对祖国都有一颗拳拳之心。

  蒋筑英曾说:“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要看到国家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生命被病魔无情吞噬的1982年,黄大年在给同学的临别赠言中写道:“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符晓/长春理工大学)